巧娘没有婚书，只有六样能证明她与吴守义一起生活过的东西。

一封写错地址退回的家书，一件改短过两次的旧袄，一张接生婆收钱的红纸，邻居记得的借粮，一把吴守义亲手磨过的剪刀，还有小禾左肩与父亲相同的一块浅色胎记。

最后一样只能证明血缘可能，不能证明婚姻。前五样也没有哪一件能单独代替婚书。

“全交给官府，够不够？”巧娘问。

“也许够查，也可能中途丢。”沈令仪道。

她没有再让妇人把所有材料装进一个由官署上锁的箱子。家书仍在巧娘手里，只由孟先生抄录信封、错字和退戳；旧袄请青黛看针脚，原物继续穿；接生红纸由接生婆的女儿辨认，留一张拓样；邻居口述分别存到定边里正和城外军户互助处。

“剪刀呢？”

巧娘把剪刀放回自己床下木箱：“这个不交。”

“那便不交。”

廊头嬷嬷提醒，床箱钥匙仍在善堂手里。巧娘想了想，把剪刀转交给小禾的先生，却没有说是证物，只说孩子学裁纸时可借用。孟先生愿不愿保管、若离职如何归还，都写在一张普通借物条上。

凭据分开，不是为了制造一套只有聪明人才懂的藏法。只是让一封信被烧掉时，仍有人记得旧袄；一名证人改口时，接生红纸还在。更重要的是，东西仍留在与它有生活关系的人手里，不会一入案便再也拿不回来。

分开也有代价。孟先生可能离开，邻居可能搬家，接生婆的女儿也可能记错母亲笔迹。巧娘逐个问清：谁愿意保留多久，若不愿继续应交还给谁。没有人被一句“为了大案”绑成终身证人。

接生婆的女儿只答应留拓样三个月，因为丈夫不愿家中牵涉军案。青黛辨旧袄则不取走衣物，只在补缀处缝一根可随时拆下的蓝线，表示她见过，蓝线本身不等于官府结论。

桂嫂听完，拿出自己五年来替人洗衣的记号。她每洗十件便在井边砖缝塞一粒桃核，不为留证，只怕管事少算。砖缝里已经积了一小堆。

“桃核能当账？”管事讥笑。

“不能单独当。”沈令仪道，“可以与领衣人的补丁、皂角支用和水井柴账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