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临渊没有立即裁断。他让核官写明，若不询问孩子，哪一项事实无法由别的材料补足。

核官列了三项：麦芽出生时父亲身份、父女共同生活、孩子是否知晓父亲旧名。

第一项可由稳婆、产钱、邻居和车行歇工记录补；第二项可由学塾接送、医药账与摊位日常补；第三项与孩子权益无关，只能证明安哥向她隐瞒，不需要由她亲口承担。

最后一项被划去时，核官仍不服：“若人人都能说保护孩子，往后便没人肯让孩子作证。”

谢临渊道：“该由孩子证明的事，仍可在照料人和女书吏陪同下问。大人本可证明的事，不把孩子当捷径。”

他把这句话写进本次听审规则，却没有宣布永远适用于所有案子。

第二日，周荃带来的陪同者是埋葬弟弟的车行老人。老人姓焦，耳朵背，进门后第一件事是把鞋底泥刮干净。他确认死去的周安右肩没有箭伤，左脚第二趾曾被车轮压断；安哥却是左臂箭伤，脚趾齐全。

体貌足够分开两人，孩子无需到场。

焦伯还记得安葬费来自一个没署名的布包，里面除了碎银，还有两颗安平驿常卖的盐渍青梅。安哥听见青梅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
“是你放的？”谢临渊问。

“是。”

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承认与死者身后事有关。他当年醒来后发现车夫已死，拿走户帖，又在两日后绕回去送了安葬钱。他说怕被认出，所以没敢埋人。

周荃隔着一张长桌问：“你知道我弟弟叫什么时，为什么还拿？”

“因为我若回赵虎这个名字，会被送回营里。”

“那你就让他替你活？”

“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