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后来每一页都是你改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们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花姨说得干脆。她怕有人一时生气，真在纸上写不愿，便再也改不回来。她宁可让所有人骂自己撒谎，也不肯让一个病人因说真话停药。

满叔站在摊外，脸色很难看。

“你保住了药，也把我们写成随叫随到。”

“不这样写，你娘那年冬天拿什么买炭？”

“所以我就该替他们走夜路？”

花姨把蒸笼盖重重扣回去。她说自己没逼谁出门，管事来点人时还替河生遮过两次。账上写可用是一回事，真正去不去，她以为总能在巷门口再拦一层。

可她不是每次都拦得住。

秋水迁住处那四个月，管事拿总报上的“随时听用”找到她新家，让她在孩子发热当夜送一只匣子。灰姨提出药费分开后，也被人拿“自愿续领”堵回去。花姨当初用来续药的谎，后来成了催差的凭据。

她听完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桥头来了买糕的车夫。花姨照常收钱、找零，把最后一块没裂的发糕递过去。等人走远，她才摘下围裙，从内层拆出一小片布。

布上记着三年里被她遮掉的十二次点差。谁生病、谁照顾孩子、谁明确说不去，她用自己认得的符号画在旁边。符号不是官方暗号，只是锅、鞋、药碗和小床。她怕正式账不让写，便缝在围裙里。

“这个能不能把愿字改回来？”她问。

“能证明你当时知道具体情形。”沈令仪说，“不能自动替十二个人说不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