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找了他七年。”沈令仪把信推到他面前，“第八年，他也给过你回答。”

程万善没有伸手。他一直把弟弟的沉默解释为无情，靠这份怨恨说服自己，所有被找到的人最终都该团圆。若承认弟弟曾经回应，他便也要承认同归会后来做的事不是弥补遗憾，而是在逼别人替他完成一场想象中的结局。

门外忽然传来争吵。一名老妇认出榜上旧名，认定城南药铺掌柜是自己失散的儿子，带着族人堵到会门口。掌柜随后赶来，承认幼时被卖，却拒绝随她回乡。他如今有养母、有妻女，愿意每年送养老银，却不愿改姓迁坟。

老妇扑上去撕他的衣领，哭骂他忘本。围观者多数站在她一边，直到掌柜十岁的女儿被推倒，额头撞出血，场面才突然安静。

沈令仪没有替任何一方宣布团圆。她让医者先抱走孩子，再把双方分开询问。老妇可以留下寻亲证据，掌柜可以决定是否回应；若愿意往来，内容由他们自己约定。血缘能证明关系，却不能自动替任何人取得住进对方家里、带走孩子或改动户籍的权利。

这场发生在会门口的冲突，被完整写进临时章程。不是为了把老妇写成恶人，而是提醒所有人：强烈的思念也可能越过别人的门槛。

清点账册时，女吏又发现十五笔失踪银钱并非全被何遇拿走。其中五笔被程万善拿去请人刻匾，两笔用来雇说书人宣讲团圆故事。那十二块匾不是百姓自发送来的感激，而是同归会用卖地址的钱替自己立的功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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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万善听完，亲手把最中央那块匾翻过来。木板背面，弟弟的拒见信留下了一方发黄的印子。

“我认卖地址的罪。”他说，“可两条人命不是我杀的。”

“是不是，查证据。”沈令仪道，“你承认的，不替别人多算；你不承认的，也不会因为你说自己为善便少查。”

就在此时，追捕何遇的衙役回来禀报：何家井台留有湿泥脚印，脚尖朝外，何遇确实从后门离开；可他的靴子还在屋中。有人提前给他送过一双更大的鞋，鞋底沾着与赵石屋里相同的白砂。

何家的两个孩子暂由外祖母照看，没有因为父亲逃走便被邻里称作贼家孩子。女官只告诉他们父亲需要配合调查，不让案件细节成为学堂里的谈资。

程万善弟弟的拒见信则交由他本人决定是否入卷。他最终同意封存，不公开全文，只在同归会案中记明“会首曾收到亲属拒见而隐瞒”。这足以证明他知道拒绝存在，无须把弟弟害怕旧军籍的原因公之于众。

拒见信送达以后，团圆匾暂时撤下。程万善第一次明白，找到一个人并不等于获得走进他生活的权利。

当夜，老妇的三张旧表被挂在值房，不展示姓名，只展示同一口述如何被代填者写成三种结果。第二天来办事的里正第一次主动要求见证人旁听，因为他也不愿再独自承担替人填错一生的后果。

他钻进了水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