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纸还在。”他终于承认，“我没烧。我想再要一笔。”

一张纸，被他卖了两次。

杜小穗取回文书，却没有要求改回杜小蛮的名字。

“我用现在这个名字二十多年。改了，瓦窑、房契、徒弟都得重来。”

官籍上不能同时留两个杜小穗，书吏便建议把死者改回杜小蛮。杜小穗摇头：“姐姐活着时不愿再叫那个名字。她死了，也不能替她改。”

最终，死亡卷只加旁注：此名与现存居民重合，身份另有封卷，不作公开更名。活人的户籍保持不动。

夫家仍不肯罢休，转而声称杜小穗冒用死者身份多年，所得房产和瓦窑都该充公。县丞一度觉得有理，因为她现在的路引确由交换得来。

沈令仪把瓦窑二十年的纳税凭据摊开。每一块砖、每一笔税，都是杜小穗本人经营所得。路引有瑕疵，不等于她此后的人生属于别人。

官府为她补发身份确认书，记明早年交换路引的缘由，却不把“冒名获利”写入罪栏。她须为当年协助隐匿承担罚银，夫家则无权取得她的产业。

杜小穗交银时说：“我认我做过的，不认他们硬塞来的。”

这句话被写进判词，紧挨着她姐姐不愿改回旧名的选择。

处理完这笔旧债，东郊又发现一具尸体。

杜小蛮的前夫家闻讯赶到瓦窑，抬来一口旧箱，箱里装着婚书、聘礼单和一双已经霉烂的绣鞋。他们不认杜小穗的说法，只咬定眼前人就是逃妻，所谓姐妹换名是为了赖债。

“右眉的疤一样，年纪也一样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姐妹？”前夫的弟弟拍着箱盖喊。

杜小穗没有与他争。她转身从窑棚里抱出二十本工账，每本都记着哪年招了徒弟、卖了多少砖、给工人发了多少工钱。最早一本的第一页有一枚小小的手印，是她十二岁进瓦窑时按下的。那时杜小蛮已经出嫁两年。

县丞仍说，工账只能证明她经营过瓦窑，不能证明她是谁。沈令仪便让双方各自提出可以核验的身体记忆。夫家说杜小蛮左肩有烫伤，幼时被灯油灼过；杜小穗当众卷起左袖，肩上干干净净。夫家又说妻子不会烧砖，杜小穗请来三个年逾五十的老窑工，证明她十四岁便能独自看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