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娘说家里会办。”

“你写信时见过冬衣吗？”

陆秀玲不答。

“写小满不在身边时，她还睡在东厢房。你每天都见。”陆沉川说，“那不是照着娘的话抄，是你明知道不是真的，仍替她告诉我。”

1981年陆秀玲已经十九岁，第一次代写或许是听从母亲；此后三年，她一边用嫂子的工作材料进城，一边持续维护让自己受益的谎言，不能再拿年纪小抹去。

“服装厂那封通知呢？”沈知夏问。

“跟回信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进厂前，我的考核通知被扣。随后回信告诉陆沉川，我不愿随军，也不想去城里。谁从这个说法里得了好处？”

“厂里招临时工，谁都能考！”

“那就把你的报名材料拿出来。”

陆秀玲嘴硬：“早丢了。”

“厂里有档。”

“你想让他们开除我？”

“我想让他们查你凭什么进去，也查原本寄给我的是什么机会。处理结果由厂里定，不由我一句话定。”

陆秀玲忽然哭着转向哥哥：“你听见了，她就是不肯放过我！我若没工作，往后谁肯娶我？”

过去陆沉川最容易在这种时候让妹妹先回屋，再拿自己的钱补偿妻子。他总觉得年轻姑娘脸皮薄，家里事情慢慢教。此刻他看见的却是，所谓慢慢教，已经拖成三年的冒名信和差点成行的送养。

“工作若是你正常考进去，核查不会夺走。”他说，“若不是，你不能用婚事留下。”

陆秀玲的哭声停了。

当晚，公社把七封回信和三份现场笔迹分别封存。陆沉川只保留复印摘录，不再把原件带回陆家。

临出门时，何翠英接到县服装厂托人带来的口信：厂里查到1982年有一份军属就业推荐，推荐对象确实叫沈知夏。

更巧的是，陆秀玲进厂时提交的家庭关系证明上，也写着陆沉川的名字。